半島記者 王悅

在城市的變遷中,外力楔入,膠東城市逐漸開埠。

山東第一個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是煙臺。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1858年,清政府在英法等國的武力脅迫下被迫求和,這年的6月同俄、美、英、法等國相繼簽訂了《天津條約》。“按照不平等的條約規定,山東地區只開放一個通商口岸,這就是登州,可是最后卻改在了煙臺開埠,主要是緣于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派往登州的英國領事馬禮遜。馬禮遜1826年出生在中國澳門,是早期來華的傳教士老馬禮遜的兒子,他從20歲起就先后在英國駐中國的幾個領事館任職,1860年12月又調往天津擔任領事,他是一個中國通,正是這個小馬禮遜改變了煙臺的命運”,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羅澍偉先生說。

1861年2月5日,天氣寒冷,馬禮遜從天津進入山東,與山東巡撫文煜相見。隨即,在董步云的陪同下來到登州,站在蓬萊閣上遙望大海,一望無際,然而,馬禮遜卻發出一聲嘆息。原來,他經過一番考察,發現該口岸不適于建現代港口,原因是登州港多年作為軍事港口,建筑的水城門窄水淺,而且水城外水域沒有船舶避風場所。馬禮遜隨即要求再到煙臺去查看,顯然,他是有備而來,等他從登州抵達煙臺后,立刻決定在這里修建大型港口。

煙臺,古稱“轉附”,自秦漢時起,稱“之罘”,明代演變為“芝罘”。“煙臺”是因煙臺山而得名,明朝時期,奇山守御千戶所在北山設狼煙墩臺,遂改為“煙臺山”。開埠前,煙臺其實很小,不足萬人,能叫得上名號的也就是奇山所和煙臺大廟,然而,煙臺位于山東半島北部屬黃海,隔海與遼東半島的大連遙遙相對,港灣呈U形向東和東北方向敞開,崆峒群島在東北部兀峙海面,形成兩個寬闊的海口。芝罘島猶如巨大的靈芝橫臥北部,是港灣的主要屏障。

這都讓“內行人”馬禮遜看在了眼里,他隨即決定上報,英國決定將開埠口岸登州改為煙臺,得到了清政府的許可。

經過短時間的籌備,煙臺便于1861年8月22日宣告開埠,光緒七年出版的《登州府志》記載:咸豐十一年,即1861年,煙臺設東海關三口通商大臣奏定厘局章程,并派員前赴煙臺督理洋稅,凡中外商船稅務皆與地方官會辦。當時,“山東沿海包括青島在內的大小12個港口均歸其管轄”。(《近代山東開埠與區位分析》)

歷史的機緣巧合,讓本寫入條約的登州被煙臺所取代,這一時間節點比青島早了30多年,比濟南早了40多年。然而,就在煙臺港進出口貿易額不斷攀升之時,強有力的競爭者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