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濤

　　2003年5月18日，張高平、張輝叔侄倆從老家安徽歙縣開車前往上海，途中帶上了女同鄉王某去杭州，次日，這名女子被發現死于野外，下身赤裸。一年后，他們被法院認定犯強奸罪，判處重刑。2013年3月26日上午，浙江省喬司監獄臨時法庭，國徽高懸，張輝、張高平終于拿到了無罪判決書。這一天，他們等待了10年。而今，百感交集，卻只化成一句話：“終于清白了。”(3月27日《瀟湘晨報》)

　　此次重審，雖然還了張高平和張輝清白，但我們仍然感到有許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此案明明存在警方利用一位職業“獄偵耳目”袁連芳作偽證的情形，但法庭并沒有認定；張高平、張輝明明無罪，怎么會作有罪供述，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的問題，法庭也沒有查明；此案辦理的公檢法人員是否存在責任，法庭也沒有深究。

　　不如意歸不如意，冤案畢竟被糾了，而且是在可能的“真兇”已經死亡情形下被糾的，這尤其難能可貴。事實上，這起冤案被糾后，法庭也沒有認定真正的“兇手”是誰，因為這位可能的“真兇”已經被槍決了，而且，其他證據也不能完整地證實是他所為。但這并不要緊。重要的是，無論“真兇”有無露面，或者“真兇”是否死亡，現有的證據無法證實張高平、張輝犯有殺人罪，或者換一句話說，只要證實他們殺人罪的證據不足，他們就是無罪的。

　　對于公訴案件而言，就是強大的國家對于孤立的公民個人的一場戰爭，要將公民送上法庭 ，認定他們有罪，那公訴人必須承擔證實他們有罪的舉證責任，而且這些證據要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程度，如果根本沒有事實證明他們有罪或者證實他們有罪的證據達不到確鑿的程度，無法排除合理懷疑，他們就是無罪的。《刑事訴訟法》也賦予法院作出兩種無罪判決的權力，一種是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另一種是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所以，法院重審認定張高平、張輝犯有殺人罪證據不足，無須查清誰是“真兇”，就可以作出無罪判決。

　　張高平、張輝叔侄倆的冤案以及河北聶樹斌的冤案，不是第一個發生的冤案，也不會是最后的冤案，今后發生的冤案，是一律等待“真兇”出現，并且將案件誰是“真兇”查得一清二楚才糾；還是實事求是發現原有的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就糾正，考驗著司法機關的智慧與良心。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習近平在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說，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司法機關也要讓公民在每一個錯案糾正中感到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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