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圣祥

　　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對日本住友等八家零部件企業價格壟斷行為依法處罰8.3196億元，對日本精工等四家軸承企業價格壟斷行為依法處罰4.0344億元，合計罰款12.354億元。

　　這是中國進行反壟斷調查以來開出的最大罰單，但12億元罰單分攤到12家企業，其實并不太多。事實上，相比國外的反壟斷罰單，國內反壟斷部門不僅罰單的絕對金額偏低，而且反壟斷調查的執法力度也偏弱。現在我們的反壟斷執法仍在起步階段，沒有統一的反壟斷執法機構，而是分屬發改委、工商總局和商務部三家，執法力量也嚴重人手不足。

　　不過，我們已經在反壟斷領域展現出專業執法的力量。某種意義上，逐漸鋪展到更多行業的反壟斷調查，正在改變中國消費者被歧視與被損害的命運，給消費者帶來“執法紅利”。去年，洋奶粉在反壟斷調查后降價了；今年，捷豹路虎、梅賽德斯奔馳 、大眾奧迪等洋豪車，也在遭到調查后主動降價。接下來，公眾最期待的是，反壟斷部門在繼續加大執法力度 、凈化市場氛圍的同時，將反壟斷之劍指向長期以來飽受詬病的水、電、石油、天然氣、通信、銀行、房地產等消費領域，保護公眾權益。

　　誠然，受困于反壟斷力量有限、執法經驗不足等原因 ，反壟斷執法不可能立即覆蓋所有領域。但是，反壟斷執法尚未介入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消費領域，可能受制于部門利益的掣肘——眾所周知，這些壟斷行業或企業都有自己超強大的“婆婆”。比如，3年前反壟斷部門曾調查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涉嫌寬帶接入領域壟斷，并傳出“兩家企業或遭數十億元巨額罰單”的消息，后來卻貌似不了了之，背后原因令人遐想。

　　評價反壟斷執法的成敗，最重要的標準其實不在于罰單的大小，而在于能否最大限度讓公眾從反壟斷罰單中受益。這一方面有賴于執法力量的整合強化，執法技術的改進提高，另一方面也有賴于破除部門利益的阻撓，讓反壟斷執法真正沒有“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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